上周的《早报星期天》报道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派对,“世界上经过最多健康测量的人”布莱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9月19日在新加坡办了一场“不死峰会”,约800名支付230元一张门票的观众慕名而来,就为一睹这位47岁的“不死运动”倡导者的风采。他每年花费200万美元(约260万新元)延年益寿,每日服用上百片抗衰老药,不断在测量测试调整剂量,并为此养了一支30人的医疗团队。这位“不死教主”很自豪地对《联合早报》采访记者说:“我每度过19个月,才算得上是老了一岁。”
在美国硅谷借由高科技致富的亿万富豪约翰逊,应该是硅谷科技新贵通过数据化管理以及生物科技手段,挑战自然寿命极限的次文化的典型代表。反对者很容易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人一旦钱多了就怕死。这当然有部分事实。但若更深入批判,则这些科技巨富追求长生不死,反映的或许是一种迷信科技能超越自然的狂妄心态,要效仿古代专制帝王期望万寿无疆的妄想。然而这类批评未必公允,相信约翰逊等长生不死次文化的小众,不至于如此脱离现实,他们所谓的“不死”,应该是“减缓衰老”。
但追求长生不老,可能还不只是专制帝王或科技新贵的狂想,古往今来,不少人私底下偶尔也会产生这样的奇思妙想,所以李商隐《嫦娥》才会写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名句。在全球富裕世界普遍老龄化的当下,追求长生不死恐怕还能引起更普遍的共鸣。生老病死,对许多人来说,老的可怕还在于病,如果老当益壮,吃得好睡得香,乐龄自有不同于少年时的生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