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份统计数据，自6月以来，发生在中国的10起独狼式暴力伤人事件，涉及犯罪人年龄中值53岁，最大伤亡是珠海体育中心案的78人。这是继2009年新疆暴力事件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暴力事件频发时期，北到吉林省，南至广东省。密集的独狼式暴力伤人事件，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部分地区非常罕见。政府忙着发布各种行政命令，由基层组织对社区中“四无”“五失”人群进行筛查和监控。笔者怀疑这是否真的有效？还是如同北京大学政治学者潘维所说的，“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政治》，2017年）官僚化行政做派的又一次表演？
当然，如果动用基层组织如居委会对人群进行筛查，是可执行的，问题在于成本和效果。2021年12月的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提到，中国现有49万2000个村委会（农村地区），11万6000个居委会（城市），每个村（居）委会都有一定数量的编制内人员和编外临时雇员。这确实是个庞大的基层组织架构。
这些基层组织执行上级命令时的效率和动员能力毋庸置疑。在冠病疫情期间，他们非常活跃和辛苦，建隔离墙、限制居民进出、分发应急物资。2022年4月的上海疫情期间，笔者刚好住在浦东新区的张江，亲身体验基层社区在执行防控规定时的行动力，但也目睹工作人员和居民之间的冲突：一个要完成上级任务，一个要自由行动和生存的宪法权利。今天以村、居委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其实是中央政府在基层的权力末梢，并不能代表普通居民的利益，更不能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