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联合早报》庄慧良之《新闻人间：酷吏谢宜容》一文，在台湾引起讨论。台湾劳动部公务员遭到职场霸凌，劳动部内部官官相护且企图掩盖真相，在该公务员自杀之后，形成一场政治风暴。政务官要负政治责任，不见加害者谢宜容有事，反倒是数名高层官员因此下台。
从台湾这个事件，回过来审视新加坡的职场生态，还有给工作者的救济管道。笔者曾经也是职场霸凌受害者，认为新加坡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曾任职本地一大型公司，承包亚太地区甚至全球不少军事、航太与公共建设，超过2万6000名员工，规模不亚于政府部门。但在面对职场霸凌的投诉与反应方面，显然没有对员工足够公平的保障机制。
职场霸凌本身就是非常难以认定的事实，除非有立即的攻击造成即刻的身体外部伤害。用言语的精神霸凌，尤其是一对一的情况，只要一投诉，很大概率会被解读成是受害者个人主观认定。而且正因为只是一对一的对话，也不构成有他人在场才算数的“公然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