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12月初在兵力装备均处于劣势的反对派打击下，出人意料地迅速瓦解。过去两个星期的舆论场，绝大多数观察者都认为，阿萨德政权脆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丧失合法性。这种观点尽管揭示一部分问题本质，但并未充分阐明此次剧变背后的历史因素以及政治逻辑。笔者认为，20世纪以后的阿萨德政权，很大程度上重演“托克维尔陷阱”下法国波旁王朝“专制—改革—革命—复辟—脆断”的命运：2024年阿萨德政权的终结，和1830年波旁王朝在市民暴动面前的脆断异曲同工。

专制、改革、革命的历史路径

尽管在1960年代军官革命以后，老阿萨德声称自己建立的是一个大阿拉伯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其家族、统治核心圈和军官团，皆由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极少部分的阿拉维派回教徒所主导，民族国家的理想很难超越维护政治基本盘利益的现实考量。民族乡土小圈子统治的叙利亚，没有成为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等人所言的“发展型威权主义”——这要求统治集团将自己视为现代国家管理者，并乐意为全体国民福祉而工作，以此获得国民支持；反而越来越靠近18世纪欧洲的王朝模式——统治小圈子不属于主体民族，统治大于治理。

苏联铁幕崩塌以后，阿萨德父子标榜的“社会主义”愿景破灭，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市场主义改革——简政放权、鼓励民营经济、将一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尽管在掌握舆论的进步派知识分子看来，“改革“是具有天然政治正确性的词汇，谁反对”改革“谁就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但许多人几乎忘了，小阿萨德在2000年代的西方就被认为是改革派，深受西方影响的妻子也在西方媒体中享有“沙漠玫瑰”的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