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尹锡悦从戒严到被捕，这一戏剧性事件揭示韩国政局之纷纭交错，相关课题引发祁红龙与吴俊刚两位先生在《联合早报》对党争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激辩。吴文以审慎态度，剖析当今欧美国家民主与党争的流弊，指出各国在应对社会议题时呈现疲软与乏力。相较之下，祁文则从文明与法治两个层面出发，解释各国党争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并认为“在法治程度高的国家，就算党争发生超越法律范围的情况，也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解决”。然而，祁先生对民主的乐观似乎未能说服吴先生。

两人分歧的根源主要有二：其一，他们对党争造成的政治后果侧重不同。吴文关注民主政府的效率与稳定，祁文更着眼于如何抑制暴力。其二，祁文对法治与党争之间因果关系的讨论稍嫌浅显，未能有效回应吴文对“政治流行病”的质疑，也未充分展现文明法治在预防大规模流血冲突方面的功能。

尽管如此，我仍倾向于祁文观点。法治与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确能够将政党竞争的范围，限制于议会与选举之内，执政者难依靠军队和暴力来实行镇压。然而，祁文所言“在现在民主国家，政变等暴力党争的形式不再有民意基础”，确难以解释某些新兴民主国家屡陷于军事政变且民众竟予以支持的现象，如2021年的几内亚政变便是如此。故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延伸祁文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