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参加北京大学佛研中心王颂教授组织的会议，主题是佛教的中国化。但我所关心的是各国佛教的现代化，因为这也关乎整个宗教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以华人宗教的现代化为例，当代华人宗教形式，并非自然发展过程的产物，而是对西方宗教冲击之下的应激反应的成果。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订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条约并无传教相关的内容。直至1844年，中美在广州望厦村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时，外国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权才得以确立。这项权利还在此后的中国与英、美、法国分别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获得强化。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快速传播，加上与传统中国宗教之间巨大的差异，就促使中国本土教徒反思、改革宗教实践甚至教义。此后，清末开始“庙产兴学”运动，也就是官方征收传统宗教的产业来兴办教育，这直接动摇传统中国宗教的生存根本。随着基督教在大都市传播开来，一些中国民间社会与知识精英也开始改宗信仰。以汉传佛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就被迫开始“现代化”，大力兴办教育、慈善，也引进自由、科学与平等这些现代观念，带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汉传佛教的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