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苏联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送入轨道，引发美国的担忧：除非采取果断行动加速创新，否则它的冷战对手将在技术上把它甩在后头。现在，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声称性能可以超越行业领先的美国竞争对手，而成本只是后者的一小部分。这让一些评论家宣称，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已到来。
然而，将焦点放在美中地缘政治竞争上，是忽略问题的本质。我们不应将DeepSeek视为中国的化身，也不应将成熟的（如OpenAI、Meta和Anthropic）视为美国的代表，而应将此视为一家富有创意的初创企业，挑战寡头垄断企业的案例——在开放市场中，这种态势通常会受到欢迎。
DeepSeek已证明，软件的独创性至少可以部分弥补硬件的不足。它的成就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为什么美国领先的行业领导者没有取得类似突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杰莫格卢（Daron Acemoglu）将矛头指向群体思维，他认为这种思维阻碍硅谷的现有企业充分考虑其他方法。他说的也许有道理，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