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与观察国际关系以及各国政治的一些外国友人近日提起，与西方（主要是指欧美）的有关当局、一般社会机构或人士，交往“容易得多了”，因为他们一般“有话直说”，行就说行，不行就说不行，不会拐弯抹角，所以不用做出太多咬文嚼字、观颜察色的揣测，事情就得以更顺畅、更有效地处理。相比之下，他们认为在东方（主要是指亚洲）的许多情况下，很难获得一个肯定的答案，说行的可能心知肚明是不行的，而说不行的可能是要你心领神会，在某些情况下其实是可行的，只是看你“会不会做人”、有没有特殊的“管道““关系”等，令到这些友人自叹不如之余，也必须不厌其烦地花上许多时间和精神，来猜测讯息的真正含义。这些交流若牵涉到国与国、大机构与大机构之间的大事，就容易产生误解，制造事端。
对此我也有深深的体会。自己很小就到美国去念书、生活，后来也在欧洲工作一段时间，才回到亚洲来开展事业，当然也经历过好一段时间的所谓逆向文化冲击——主要是指离开原有文化背景多年后，重回当地所经历的社会心理挑战。主要是看自己如何做出相应的心理调适。在欧洲时，我是在联合国的欧洲总部服务，得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相处，也对彼等截然不同的文化作风有更为切身的体会。在此无意抬高或贬低任何一地的处事方式，只是基于个人的体验、观察以及对各地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等，做出一些初步的解释和看法。
欧洲在数百年前就已发生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主要理念就是破除封建与迷信，套用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话，是“人从自作孽的束缚中走出来”，把人的思想与生活模式，从更为感性蜕变为更为理性，从此把事物进展的科学与逻辑奉为圭臬，而意识形态的分野也就变成更为二元化，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不太容许有黑白参半的灰色地带，要做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没有太多回头路，否则就不要轻言会去做。至于妥协，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当然也会有，但一般都勉为其难，一旦实践起来时，理念不尽相同，很多时候也就散伙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