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二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在外交与内政上的一系列政策，使得美国成为当下国际形势变迁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也导致美国形象同过去的“决裂”，这被称为“特朗普转折”。转折突出表征在美国外交面向上，即匪夷所思的“亲俄远欧”政策，一方面不惜以牺牲自身道义信用为代价大幅向俄罗斯妥协，谋求俄乌战场的快速停火，乃至参与“瓜分”盟邦乌克兰；另一方面则对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态度相当轻率，直言“欧盟成立的宗旨就是为对付美国”，并扬起关税大棒以解决逆差问题，引动出国际形势的剧烈变迁。
在内政上，在特朗普授意下，世界首富马斯克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俨然一次对旧有文官阶层的大清洗。美国自19世纪《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所确立的文官中立传统，遂受到严重冲击。有意见指出，这一改革是向政党分肥恶习的回归。
如何看待此“特朗普转折”现象，多数意见归结于特朗普个人，即他慕强、固执且善交易、好交易的人格特质。因慕强，而对俄国的强势领袖普京有惺惺相惜之感，并对软弱、松散的欧洲不具好感；因喜好交易，调停俄乌战争的举措又被视为一种“联俄制中”的大棋局，而对欧洲的关税政策，也即达成交易前的极限施压手段；又因固执，故而授意的政府改革不过是对旧政治对手及深层联盟的报复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