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日宣布，随着泰国将“百名红通人员”周静华引渡回国，名单上亚洲地区中国外逃的人员已实现清零。这一消息在国际司法界引发震动——这个2015年启动的全球追逃计划，用10年时间将63名涉案人员从120多个国家缉拿归案，追回赃款折合超过100亿美元（约130亿新元）。对于习惯用人权、司法独立标签审视中国的西方舆论而言，这场持续的反腐行动正在改写他们对中国治理能力的认知框架。

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时，西方媒体普遍视为“象征性政治表演”。当时《纽约时报》曾评论称，“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缺乏引渡条约，这些外逃官员将在‘司法避难’的保护伞下安然无恙”。事实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截至今年7月，在63名归案人员中，有28人来自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占比44.4%。

这种突破的关键在于中国构建的“反腐外交工具箱”。以2021年从美国遣返的许超凡案为例，这名涉案4.82亿元（人民币，下同，约8600万新元）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外逃17年，中美虽无引渡条约，但中方通过冻结他在美资产、推动美方以洗钱罪提起公诉等手段，最终促成他自愿回国受审。这种“以资产冻结促人员遣返”的策略，被国际反贪联合会评为“非条约框架下的司法协作典范”。截至2024年，中国已与140个国家建立反腐执法合作关系，比2015年增长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