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8月下旬的夜色里，一段反复被转发的影像成为此轮抗争的道德坐标：21岁的司机阿凡在国会外的混乱中遭到布里姆机动旅（Brimob）的装甲车辗压，延误送医后不治。这起执法事故成了压垮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本聚焦于国会议员住房津贴与待遇的示威，瞬间转为对“谁在为紧缩买单、国家对人民生命的最低尊重是否仍在”的追问。
短短几日，示威与骚乱扩散到30多个省份，死亡人数上修到两位数，数千人被拘押；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警方宣布将涉事车组成员停职侦办，并对一名军警高阶人员作出不名誉除名处分。这一波剧烈的情绪与秩序对撞，标志着印度尼西亚后改革时代“街头政治与强势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再一次回到前台。
与其把这次动员理解为福利之争，不如说是一场政治经济的合法性争议。引爆冲突的事件很具体：议员每月5000万盾（约3000美元，3900新元）的住房津贴，在首都低水平最低工资与通胀压力下显得刺眼；此特权的象征意义远超金额本身。当8月28日的致命辗压把愤怒转成哀悼与愤慨时，政府选择典型的“让步＋硬手”组合：一方面宣布削减议员福利、冻结议员海外出差；另一方面以叛国、恐怖主义定性最激烈的行为，授权军警强力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