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3月，交通部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就曾透露，有意通过修正案，统一监管框架，以防止在地铁和公共巴士上，不顾他人感受的行为。数日前，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理在国会为《交通领域（杂项修正）法案》提出二读时说，不文明或滋扰行为可包括乱丢垃圾、在车内饮食，或对其他乘客造成干扰，如用手机大声播放音乐或视频，违者或将受罚。

此举引发关注——不是因为政策新奇，而是因为这样的场景过于熟悉。从禁止乱丢垃圾、嚼口香糖、归还托盘到规范电动滑板车与吸烟区域，新加坡社会似乎总要靠约法三章来维持文明。问题在于：为何文明行为总要靠法律充当第一道防线？

新加坡的“罚文化”并非专制的遗绪，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早年社会秩序薄弱、国民素质参差，政府透过严法建立公共规范，确实为国家发展提供秩序基础。在外国人眼里，新加坡的运作向来以秩序见长。秩序带来效率，效率造就繁荣，也形塑这座城市的国际形象。这是一场成功的社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