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人对本地涉日言论反应强烈。这种情绪化的反应，与不同国家对二战历史叙事的差异、中国的地缘政治焦虑与社交媒体的炒作机制都有关系，最关键的是对战后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缺乏了解。

由于侵华日军自甲午战争始就长期侵略中国，反日记忆就构成中国的民族叙事，也是国族认同的基础。战后中日分属不同阵营，因此只要中美关系生变，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就会成为中方鞭挞的对象。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记忆则偏向于单纯的“历史教育”，并接受战争赔款与经济合作来实现民族和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对日据时期的历史有惨痛记忆，但他也以宽广的胸怀，推动新日关系的正常化。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记载李先生接见日本客人时说：“我们不能老是受历史牵绊，必须往前看，消除双方的疑虑。”其实1980年代中国领导人也持同样观点。这种务实主义态度，是东南亚与日本关系的主轴，至少没有对日政治长期情绪化的现象。

故而评价日本是“东南亚最受欢迎大国”，是指它不带政治附带条件的战后长期经济、技术与投资援助所奠定的友好关系，而非对战争史的道德评价，更非在中日间选边。在舆论快餐化的今天，对黄循财总理意见的理性叙事根本无法传播，情绪化的片段剪辑与煽动反而容易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