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中日“复合反制”与“静默克制”的战略对撞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国会对“台湾有事”的清晰表态，成为近年来中日关系最剧烈的地缘政治触媒，立即激起北京前所未有的强烈外交反弹，使“台湾议题”首次超越传统争议，成为主导两国邦交半世纪以来最严峻对峙的核心。面对北京“多管齐下”的复合式施压，高市政府却展现出看似迟滞，实则精准的“静默反制”策略。

本文将跳脱“施压者／受压者”二元对立框架，从战略层面深入剖析这场中日互斗：北京如何运用“多维复合反制”的强势特征进行施压？东京又如何以“静默克制”（quiet restraint）的韧性，实施不对称的反击？

高市早苗于11月7日的答询，因援引《和平安全法制》中“存立危机事态”的法律概念，被北京视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实质性挑衅。随后，北京的反制行动在外交、法律、经济、舆论等多个战线同时展开攻势。

北京的反制重点从最高层级展开，目标是将日方的行为定性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联合国“告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日方领导人“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此举旨在将中日矛盾“国际化”与“定性化”，试图在最高国际平台上取得话语权。

《旧金山和约》与“敌国条款”质疑：针对日本的法律解释，北京在学术与半官方舆论中，同步炒热对《旧金山和约》的争议，特别是透过官媒发声，暗示日本依据条约对琉球（冲绳）的主权存在“地位未定”的灰色空间。这是一种“对等主权反制”，即以挑战日本的“琉球牌”来牵制日方的“台湾牌”。此外，中方更重提《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意图从根本上质疑日本现行安保政策的合法性，属于典型的法律战部署。

除了法律层面，北京也运用巨大的经济影响力进行精准且可逆的胁迫，并同步透过宣传机器塑造对日本不利的认知战场。

旅游与水产品的“复合禁令”：在经济方面，中方迅速发出赴日旅游风险警示，一时造成大量预订取消，瞄准日本观光产业在冠病疫情后复苏的痛处。同时，中方在水产品部分立即叫停进口，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然而，这些制裁都属于可逆式措施，体现“精准打击、保留退路”的特点。

“战狼式”言论与“留学”风险：在认知战场，以中国驻大坂总领事薛剑在社群媒体上发表的“斩首”等言论为代表，制造极强的舆论对撞。此类外交姿态虽在西方引发反感，但在中国国内舆论场上却极大提升民族主义情绪。此外，对赴日留学发出的风险警示，延伸压力至日本的大学学术界，属于典型的“非对称威慑”。

总体而言，北京的“多维复合反制”是以政治定性为纲，以经济胁迫为辅，以法律战为翼，形成对高市政府的全面施压。

面对北京疾风骤雨式的复合施压，高市政府的应对策略在外人看来，或许是谨慎或低调。日方未立即推出对等措施，避免冲突升高。然而，这种看似缺乏强势的“静默克制”模式，正是日本外交在不具备主动升级冲突条件下的战略韧性体现。

高市政府的“静默反制”具有以下几个核心特征：非对称、低烈度、场域转换、目标长期化。

针对薛剑的言论，日方采取极为巧妙的非对称反制。

避免“不受欢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首相官邸最终并未采取将薛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强制驱离的手段，旨在避免外交关系的失控升级，同时保留未来政治谈判的弹性。

“集体杯葛”的“半瘫痪”： 高市政府选择动员执政的自民党、外务省以及大坂府政府等集体拒绝出席或参与中国驻大坂总领事馆的一切邀约。此策略在实务上造成中国领馆运作的“实质困扰”，不仅有助促使当事人“自行离任”，也将冲突控制在“国内政治行动”的范畴内，成功将事件从双边外交场域，转换为公关与政治压力的战场。

面对北京将争议提交联合国的行动，日方选择“场域转换”与“理性论述”的策略，将议题从单纯的中日摩擦，提升至国际安全法理的层面。

快速且清晰的反驳：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山崎立即致函古特雷斯反驳，明确指出中方的主张“违反事实，缺乏依据”，要求将日方信函分发给所有成员国。

“存立危机事态”的法律战：日方外交部正透过各驻外机构，向国际社会厘清日本法律中“存立危机事态”的内涵。日方论述旨在说明：此术语涉及自卫队与美军协同防护，旨在维持周边和平，与中方指控的“武力介入台湾海峡”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这种澄清在西方语境下更具说服力。

在经济层面，高市政府并没有盲目地对等报复，而是将危机转化为加速推动“长期化战略目标”的契机。

内部支持与市场转向：针对中方的水产品禁令，高市指示农林水产部加速协助受损企业，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经贸依赖的结构性调整：更深层次的战略是，高市政府打算借此风波，加速推进对华供应链的“去风险化”部署。日方评估，在本次危机后，日本对中国经贸的依存度可能进一步减少。这显示出东京已将降低对中经济关系的风险，提升为国家战略，是典型的目标长期化反制。

这场由高市“台湾有事”表态引爆的中日全面对峙，实质是以台湾海峡稳定为核心的战略底线之争。

北京的多维复合反制展现捍卫主权原则的决心，同时也是对未来所有可能介入台海的区域国家发出的警示。然而，这种极限施压，在国际上恐造成负面观感，可能被视为对现状的单方面改变。

高市政府的静默反制，则是在不突破冲突红线的前提下，将台湾议题“准同盟化”和“国际法理化”。日方选择低调、合理，且不轻易升级冲突的策略，成功将北京的施压行为纳入国际观察视野。日方的目标不在于短期内与北京对决，而在于巩固并深化以价值为基础的准同盟关系，并向全球宣告：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已是日美同盟与印太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利益。

这场对弈仍在持续，双方都在谨慎地测试对方的反应底线，避免从“竞争”滑向“冲突”。未来双方能否在新的平衡点上找到战略互惠关系的最低公约数，将决定东亚地区的未来走势。东京与北京的每一步棋，都将牵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敏感神经。

作者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