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参与新智文教读书会为纪念成立40周年而办的读书会，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等的代表齐聚分享。我看着他们事先提供的精彩题目，犹豫着自己还可以贡献什么？最后，决定诚实地向大家坦言自己经历过的一个忧虑和多重思考。

那时刚刚从台湾的大学毕业返新，从最自由放任的学生时代投入最规律化的国民服役，甚至几乎是从积极提出质疑到完全地遵守服从（而且我还是须要维持绝对秩序的警官）——我经历了人生相当重要的一次自我怀疑。记得当时我自问，在高度制度化的新加坡，身为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分子应该或者还可以往何处去？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许多年轻人在步入社会时都会有的疑惑，但却相当确定这大概不是大部分社会新鲜人敢真正追问下去的问题。对于许多人而言，大学教育后的路径似乎被既定的工作和社会期待牢牢框定：获得专业知识、找到稳定工作、融入机构按照标准作业程序（SOP）运作，然后在安稳与绩效（KPI）之间，寻找可接受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然而，我记得当时更为困惑我的是，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不该仅仅是生存生计与职业抉择的问题吧，而是更深层的——在高度制度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位置”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