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裔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回归通常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又一次迸发。然而，这种解释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更结构性的变化：在第二阶段的演化中，特朗普主义已从一种政治动员方式转变为一个种族化的政治工程，成为21世纪的“雅利安主义”的重述。它不再通过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来理解美国，而是通过一种更僵硬的种族排列重新界定国家身份，把全球政治想象成种族集团之间的竞争，使“白人”重新被设定为美国归属和国家核心的基准，并被塑造成一个遭受威胁的主体。
这一转向源于一个长期维系美国全球身份叙事的结构性崩塌。
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以色列为了捆绑美国在中东的持续存在和军援，和美国犹太战略思想家共同推动了“犹太—基督教西方”的理论构想，把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纳入同一个所谓的“基督—犹太”（而不是希腊—罗马）西方文明共同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为这种幻象提供了学术合法性，使美国能够以文明差异来区分盟友与敌人，并在道义上为它对外介入，尤其是对以色列的军事与财政支持，提供正当性。在过去将近30年间，这种文明范式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行动、媒体叙述与政治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