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算法、匿名文化与草率的互动方式不断放大恶意，社交媒体正逐渐失去文明的边界。最近，一名自闭青年的书法作品在网络上遭到羞辱性留言，被批评为“侮辱中国几千年的书法文艺”。这样的评论并非单纯的无知，而是社媒生态所催生的一种结构性问题：在一个缺乏成本与责任机制的环境里，恶意变得既轻易又廉价。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不敢当面对弱势者发出如此侮辱性的言论，然而在网络世界，匿名或半匿名的保护，使人能毫无顾忌地发泄情绪。平台的算法更倾向推动包含愤怒、羞辱、挑衅的内容，因为这些更容易催化点击和互动。换言之，社媒并非无辜的旁观者，而是恶意扩散的工程师。当侮辱可以创造流量，平台便默许侮辱；当情绪能够带来广告收益，平台甚至需要情绪化内容。
这种纵容情绪化表达的机制，不仅助长对弱势个体的伤害，也在国际议题上不断制造不必要的紧张。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开始，一些涉及区域安全的政治言论在社媒平台被迅速简化、切割与再诠释，原本复杂的地缘政治脉络，在不断转贴与标题化处理后，被缩减为情绪化的口号。不同立场的网民各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片段，加入夸张语气或断章取义的解读，使一个本应严肃、谨慎处理的区域议题，被迫套入非黑即白的对立框架之中。这正是社媒“反应优先于思考”机制的后果：一旦重大议题被迫沦为情绪消费的素材，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便会持续萎缩，而误解与敌意却可能在毫无监管的传播中迅速累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