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4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高层接触呈现出一种并非偶发、也不张扬的连续态势。若仅从访问本身出发，将之解读为“欧洲转向中国”或“欧洲疏离美国”，往往会高估欧洲的战略主动性，也会误判背后的结构性约束。
更贴近现实的解释是：在大国竞争重新围绕威胁优先级展开的背景下，欧洲正被动进入一个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收缩的阶段。所谓“基辛格逻辑回归”，是指一种以威胁优先级与系统性影响为核心判断标准，而非以制度或价值立场直接决定战略排序的方式，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逻辑中，大国首先对外部威胁进行优先级排序，再据此配置有限的战略资源，并通过风险管理与冲突降级，避免多线消耗。
须要强调的是，“基辛格逻辑”本身是一套整体性的战略思维方式，而“基辛格式威胁排序”则是这一思维方式中最核心、也最具操作性的机制。换言之，威胁排序并非独立存在的概念，而是基辛格逻辑得以运转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明确“谁是主要、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之后，资源集中、对手关系管理，以及风险控制，才具有现实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在分析具体政策时，会更多使用“基辛格式威胁排序”这一表述，以指代基辛格逻辑在当代政策中的制度化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