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崛起和特朗普主义的政策实践，世界格局正发生自二战结束以后最深刻的转型。由于特朗普在三次竞选中前所未有地一再诉诸美国底层被精英政治遗忘的疏离感，呼吁要揭露“深层政府“，以及“抽干华盛顿沼泽“，并成功煽动2020年初的国会山暴动，誓言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因此美国政治的观察者基本上都以“民粹主义”来界定当下美国政治的特征，在中文学术界，也出现一批研究美国民粹主义起源和社会基础的实证性论文。
其中一项使用大量数据资料和回归分析的社会科学研究最终证明，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动因，大部分来自经济和认同等几方面的危机感，尤其是身份危机感。但是，笔者认为，尽管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关注极大拓展了美国研究的视野，使得人们从过去聚焦高层精英政治和政策制定，转向关注社会心态和底层政治价值观及其对政策的形塑，但民粹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却难以完全解释当下的美国政治。
一个显著例子是：笔者一位学界友人，复旦大学赵明昊教授曾经非常深入和细致地揭示美国保守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但在近期的一篇新论中，他准确地指出，“在西半球事务上，特朗普政府想要的是‘扩张’”，因为“特朗普并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假如把同一作者的两个判断结合起来，似乎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脱节之处：假如特朗普的优先选项是满足底层诉求，复兴国内制造业，并以此来“让美国重新伟大”，那么其全面战略收缩和专注国内事务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特朗普政权何以存在对格陵兰岛的野心，对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对加拿大的“兴趣”，以及对委内瑞拉的强势出击，即赵赵明昊指出而笔者也赞同的“进攻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