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27岁的张文在台北车站和中山车站投掷烟雾弹，并持长刀随机袭击路人，在警方围捕过程中坠楼身亡，共造成四人死亡，11人受伤。57岁的余家昶为制止张文袭击，挺身而出，却不幸重伤，送医抢救不治。在同一场悲剧中，两名男子倒下，却留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评价——一个被千夫所指；一个被视为大爱之子，入祀桃园忠烈祠。
事后，两名当事人的遭遇也让“家庭教育”再次成为台湾舆论的焦点。张文的父母在镜头前下跪道歉，怀着深切歉意向社会表达负罪感；余家昶的母亲则恳请社会不要责怪张文的父母。随之而来的网络舆论，热烈讨论家庭教育与个人责任的关系。
报道提到，张文的母亲曾汇钱给他，有人认为这是溺爱或纵容，甚至质疑这些钱可能成为他购置武器的资金来源；也有人认为这些钱不足以支撑孩子的生活，仅是母亲在孩子离家后表达关爱的一种方式。这种争议引出一个核心问题：当悲剧发生后，面对孩子犯错的事实，这份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