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国军方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抓获总统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往美国受审。这是一场涉及主权、国际法、地缘政治与全球秩序的大震荡。国际社会迅速陷入两种彼此对立的叙事：一方将事件理解为对长期失序与跨国犯罪指控的非常规回应；另一方则视之为对主权原则与程序正义的严重侵蚀。无论对事实细节的认定最终如何，这一事件已成为检验国际法在极端情境下能否自洽运作的现实试金石。作为曾经的法学生，事件促使我想到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国际法到底保护的是什么？国际法以维护秩序与正义为目标，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这种双重目标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方面，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原则要求外部力量尊重国家边界与政治自主；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多年累积的人道危机、选举合法性争议、对反对派的打压以及围绕跨国毒品犯罪的指控，又不断被用来质疑国家机器是否仍在履行秩序承载者的功能。当一个政权本身持续制造地区不稳定、难民危机和跨国犯罪，却又依靠“不可侵犯”原则免于追责，真正被侵蚀的恰恰是国际秩序的道德基础。正是在这种张力中，“总统被俘”不只是针对一国总统的行动，而是对主权是否仍具法理保护价值的公开挑战。

其二、“例外”措施的累积使用会改变合法边界，并最终诱发更具突破性的单边行动，这在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中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联合国宪章》集体安全框架下的“例外”，本指那些允许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如国家紧急安全需要）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或措施的例外。然而，现实中的“制度性例外”，却主要表现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利用否决权创造的政治性“例外”，以及某些国家对国际法规范（如禁止使用武力）的解释性偏离，并非宪章明文规定，而是在实践中演变出的“规则—例外”动态关系。也就是说，所谓“制度性例外”，在宪章明文中并不存在，但在现实中，它是大国利用法律解释权和否决权所构建的一种政治防御机制，导致国际法在约束大国单边行动时的程序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