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制造2025”——一个旨在将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宏伟愿景。这项计划曾遭到相当大的质疑，尤其在西方国家，它们普遍的学术共识认为，威权主义与创新根本上互不相容。此外，由于技术基础薄弱、大学水平一般、高技能人才短缺，中国在全球前沿领域落后数十年。许多观察家断言，除非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否则中国将仍然是一个“山寨国家”。
我们都知道这个预测的结果如何。然而，创新依赖于政治自由的这一错误观念，似乎拥有坚实的分析和历史基础。正如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96年指出的，维持威权政权执政的工具——例如审查、压制和腐败——自然会扼杀创新和经济活力，而促成创新的条件，例如更大的人口流动和信息流通，则可能赋权那些可能威胁威权政权的势力。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该对此深有体会。
但正如我在我的著作《威权主义2.0》（Autocracy 2.0）中所展示的，中国领导人找到规避这种“王者困境”的方法。中国通过构建我称之为“智能威权主义”的模式，将一种新颖的政治控制方法与选择性经济开放相结合，并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