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公共文化场域中，“国潮”叙事持续升温。传统纹样、历史意象与古典符号，被系统性地转化为具可消费性的文化风格，广泛融入服饰、影视等日常审美实践。诸多媒体把它与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相关联。然而，此类文化回归多停留于符号与形式层面，传统元素被作为风格资源反复调用，却难以重建原本依附的伦理秩序与意义结构。文化记忆虽被激活，精神承续却未同步实现。正是在这种符号能见度与意义实现度之间的显著张力中，当代关于“中华性”认同的失落，呈现出一种尤为复杂而隐秘的形态。
“中华性”并非可轻易界定的概念，既非基于血缘的族属划分，亦非特定朝代的政治形态，更非一套可随时调用的制度框架。它的本质更接近于一种长期自然承续、无须反复申明的文明状态：个体身处其中生活、判断与行动，而无须持续追问“我是谁”或“我归属何种文明”。正因如此，当这种状态真正开始失落时，人们反而难以精确指认失落的具体方位。关于文明危机的探讨，常倾向于寻找清晰的断裂点，如外敌入侵、政权更迭或思想转向。
但真正深刻的文明断裂，往往不伴随强烈的戏剧性。它更近似于一种缓慢而持续的位移：文明本身并未消失，却逐渐从主体位置退场；它仍被保存、被运用、被研究，却不再自然地承担解释世界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