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星期天》1月18日刊登严孟达先生的《毕丹星的罪与罚》一文，点评黄循财总理根据国会于1月14日通过国会领袖英兰妮提呈的动议，“表决支持也是阿裕尼集选区议员的毕丹星不适合继续担任反对党领袖”之后，于次日发表文告宣布，撤除毕丹星的国会反对党领袖职务。
文中提到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在2011年大选，把后港区的“根据地”交给饶欣龙，但后来发现饶欣龙闹出婚外情的丑闻，而果敢“大义灭亲”，开除饶的党籍，“不惜让后港选区举行一次补选，后港区仍旧落入工人党手中”。严孟达并认为，“刘程强当年如果对犯下大错的手下表现忠厚，从宽处理，也就没有日后工人党势力的不断增长”。这点出刘程强作为一个领导者，果断、敢于承认“爱将”的错误，不加以偏袒，承担责任，面对一切后果的领导风范。这样的领导风范，是任何一个组织，作为最高领导者不可欠缺且至关重要的素质。在成功和卓越的组织里，我们看得到这样的领导者。因此，缺乏这样的领导者，组织走向衰亡，是不奇怪的。
1月19日，《联合早报·言论》刊登纪赟先生的《工人党领导层转型代价》，论及工人党领导层转型，面对“社会语言转换”的“政治再定位”，对刘程强引退的“被忽视的负面影响”，深表关注。因此，作者认为，工人党虽然有毕丹星与林瑞莲的领导，但“缺少真正如刘程强那样在政治生涯中始终勇于承担个人政治责任、不惧个人政治前途受损，坚毅果决睿智的最终拍板人”，凸显工人党现有领导层欠缺在政治烘炉中磨炼出来的政治实战精神，以及担当政治责任的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