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究竟会成为美国的邓小平，还是它的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并非关乎个人性格，而是关乎历史功能。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都出现在各自制度合法性基础已然耗尽的历史节点上。经济结构性停滞、精英阶层僵化、民众普遍幻灭。两人的差别在于：一人通过改造体制而保全了体制，另一人试图改革，却在无意中瓦解了整个体系。

当下的特朗普，正处于美国历史中同样暧昧的位置。他不是拥有清晰蓝图的制度设计师，更像是破坏性人物：迫使美国放弃长期以来关于自身与世界的自我安慰幻觉。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生前于2018年7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异常坦率地指出，特朗普或许属于“偶然的历史人物”——他们标志一个时代的终结，却并不完全理解自己正在终结什么。特朗普未必具备系统性战略思维，也未必拥有清晰的复兴方案，但通过挑战长期被视为美国“道德自然延伸”的联盟、制度与规范，他揭示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高度偶然性与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