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回白宫后，最让盟友心惊的，未必是他对对手的强硬，而是他对“自己人”也能下重手：加关税毫不留情，谈判桌上动辄把盟友当成“占便宜者”；对加拿大更是反复放话，甚至把边界说成“人为画出来的线”，还扬言可用经济力量逼加拿大就范。更夸张的是格陵兰，2026年伊始，白宫公开说特朗普在讨论“获得格陵兰”的各种选项，甚至把军事选项也摆上台面；在达沃斯，他又说要“立即谈判”购买格陵兰。

把这些动作称作“西方文革”，当然是一个比喻，不是说美国和西方正出现当年中国那种全民动员与社会撕裂的“浩劫”，但它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文革”气味：由最有权势的人发动，矛头指向既有秩序与规则；手段非常规，通过极限施压来逼对手让步；更重要的是，它背后带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旧秩序”在他眼里不是须要修补，而是须要推翻、重谈、重做。

许多美国学者把特朗普主义概括为种族主义、民族与民粹主义、威权倾向，或更直白的“非/反自由主义”。这些标签是否完全准确，见仁见智，但至少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特朗普会与西方阵营长期自我标榜的自由主义价值持续冲突？为什么他会更愿意用交易和服从来衡量同盟关系，而不是用共同价值和制度承诺？当价值观从“规则优先”转为“实力优先”，从“共同繁荣”转为“美国优先”，对盟友动刀就不再是禁忌，而成了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