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末就杀青的电影《澎湖海战》，原有消息称拟在今年春节档上映，结果似乎又紧急撤档。这部以康熙年间降清明将施琅统一台湾之战为背景的主旋律电影，遇到巨大的历史诠释难题，也激起民间不小的负面舆论。说到底，这部电影的争议点还是在于对明郑政权的定性：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到底是以武谋独的偏安政权（正好可影射当下两岸政治），还是击败荷兰外敌、收复疆土的功臣？
这不仅是民间争议，前阵子与史学界朋友聊起旷日持久的清史编纂工程迟迟无法完工，表面看是“史料太多、分歧太大”，其实也因当代中国历史学必须同时承担两种彼此牵制的任务——既要在学术上“解释过去”，又要在政治上“安顿现在”。3000多万字的稿件卡在“过审”，不是技术性环节的迟滞，而是任何一种盖棺定论，都会在现实政治—民族叙事—疆域法理三条轴线上引爆连锁反应。
从纯史学角度看，这是“国家叙事”与“学术史学”之间的结构冲突。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史学理想强调“如其本来”的证据主义，但任何史学书写，都不可能仅凭“事实堆砌”而自然生成意义。从材料选择到叙事结构，本身就构成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叙事学与社会历史学转向又表明，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与共同体身份建构纠缠。清史书写的困境在于：当一种官方史学被要求同时给出唯一、稳定，且具无限合法性的结论时，它就会将本应开放争论的叙事层，伪装成不可质疑的证据层。《澎湖海战》还未上映就争议不断，以及清史工程的“难产”，恰恰是此种张力抵达上限后的制度性应激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