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这一命题，对国际政治观察者而言并不陌生。冷战结束后，在以色列及部分犹太学者的影响下，美国思想战略界曾尝试以“文明分野”取代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将未来国际冲突理解为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无论是在学术讨论中，还是在联盟政治的价值叙事里，由以色列积极推动的文明冲突论，都曾被视为解释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种重要工具。当然，这一利器的初衷是将以色列嵌入所谓的“犹太—基督”（而不是希腊—罗马）西方文明框架内，从而继续获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近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重提“西方文明一体论”，强调美欧关系是“同一文明共同体”的延续。在他的表述中，跨大西洋关系不仅是战略防卫，更是文明与制度的共同捍卫。这种文明论调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冷战后文明叙事的一次再度激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文明防卫”的旗帜由一位拉美裔美国国务卿举起时，政治意义显得更加复杂。
这一表述反映的不仅是美国外交修辞的变化，也折射出美国国内人口结构与政治格局的演变。鲁比奥出身古巴裔家庭，家庭历史被纳入反卡斯特罗的流亡传统。他强调西方文明，首先是一种自身身份重构的策略。在当代美国政治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族群政治的兴起，使得单纯依赖拉丁裔（Hispanic）或白人（white）等人口分类，既难以构建稳定的跨族群联盟，也难以赢得跨族群选票。政治移民后裔若要突破族裔边界、进入权力核心，往往必须进行种族与文化层面的双重转化和皈依，需要一个更高层级的整合框架。“西方文明”正成为这样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强调共同的历史、制度与价值纽带，拉美裔身份被重新编码为西方文明内部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明或西方文明的边缘。这既是鲁比奥个人身份转型的成功实践，也是其政治站位进一步提升的现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