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丙午新年，因为有机会办个人画展，我在去年岁末把过去数年的绘画作品从储藏室里找出来，努力甚至艰辛地整理（是的，我宁愿画五张也不愿整理一张），想选出出得了厅堂的画作。不找则已，一找竟然发现自己作品的同质性。
在自己好多不同时候创作的宣纸和画布上，都有新加坡城市天际线——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竞相攀升，仿佛要触及云端。这当然是我希望以画笔记录我们岛国现代化的象征，却也在无形中暗示我在画布上不断追问：在这样的钢骨森林里，是否还存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联系？艺术家与诗人永远追求着文字里头的温度和灵魂，而温度与灵魂必然先存在于启发灵感的客体，才能成为作品的主体。于是乎，我的创作主题——“擎天甘榜”——开始呼之欲出，正是笔墨对这一城市化、现代化过程的回应。
我出生在新加坡第一个卫星市镇女皇镇的玛格烈通道组屋之中，1970年代初的10层组屋，有着刚刚自牛车水老排屋赶迁后的陌生与好奇。当时居住的六楼就是幼小心灵最高的“擎天”。长长的走廊连接我们一整层的三房式组屋，也连接我们四方八面搬来的邻居。我清楚记得大门和窗户都是虽设而常开，空气里最多的是各家厨房飘送出来的的煎炒声和菜肴香气，不富裕的环境却少不了的印度咖喱、马来椰浆饭、福建面线、客家菜脯蛋、广东蒸肉饼、潮州粿。族群迥异、籍贯不同，却没有阻止我们在长长的走廊上相互嗅吸着共同的气味，甚至在不同节庆时互赠菜肴和糕点，更有与不同肤色的孩童一起踢球、玩独脚龙与跳绳。那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我最早的多元文化的体验，甚至是不同味蕾的开启。后来，这一切的感官记忆都成了书写和绘画的缪斯。与大量描绘乡村甘榜和老房子的第一、第二代画家不同，我没有住过甘榜，那六楼的擎天就是我稚嫩却温暖的甘榜——它既是多元文化的实践和理解，跨族群相互包容的丰富象征，也是浓郁人情味的初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