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的第一周过后，我开始回顾自己的金融从业生涯，试图从中寻找局势演变的线索。19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至1982年）结束时，我读完博士，而研究重点正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巨额盈余如何进行再投资（当时与我共用办公室的，正是一位刚刚因伊斯兰革命逃离祖国的伊朗学者）。
我的博士论文要求我应用一个在当时来说相对复杂的资产配置模型。根据模型，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成员国这样的“低吸收体”（low absorber）可以选择对地下原油的未来价值、当前价值，或其包含海外资产在内的投资组合进行优化。之所以将它们称为低吸收体，是因为它们无需把当前全部石油生产收入都消耗掉，而尼日利亚这类高吸收体则不会有那么多再投资选项。
当时，该地区的主权财富基金尚处萌芽期，许多海湾产油国首次成为全球市场的活跃投资者。但如今它们的庞大存在已成常态，因此必须思考如果海湾国家突然撤资或抛售海外资产会引发何种后果。鉴于油价已大幅攀升，此举在财政层面或许缺乏合理性，但如果海合会政策制定者试图向美国施压，以寻找出路并终结战争，那就可能具有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