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3月14日去世，享年96岁。他的离世，象征着战后欧洲思想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半个多世纪以来，哈贝马斯非仅活跃于哲学界，也是罕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典范。他一生都想要证明现代社会仍可依靠理性沟通来解决分歧，并通过公共讨论建立政治合法性，但在今天这个民族主义回潮、国际秩序动荡的时代，哈贝马斯所坚持的“理性普世主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正值欧洲政治极端化与民族主义膨胀的年代，纳粹主义也在动荡中崛起。与同时代的德国少年一样，他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随着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与全社会的深刻反思，使他能够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直面本民族的暴行，巨大的道德震撼让他意识到，德国社会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从那时起，反思纳粹历史成为哈贝马斯思想的重要起点。他一直强调，德国人的政治身份须建立在对纳粹罪行的承认之上，这也导致他在年轻时就对另一位哲学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未对纳粹作彻底清算，提出强烈批评。
哈贝马斯始终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更在于参与公共讨论。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奠定哈贝马斯的学术地位。他在书中追溯欧洲公共讨论空间的历史，并指出，在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机构”间的“公共领域”中，公民可以并且应该通过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见。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很重要，因为这可以限定国家权力与社会间的边界，防止国家或资本力量侵蚀社会空间。但现实中，随着若干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以及全世界大众传媒对舆论的操纵，传统公共领域正迅速崩塌。但哈贝马斯的思想仍发展为更系统的“交往（又译沟通）行为理论”，它同样强调，社会秩序不应仅仅依靠权力，而应建立在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非仅依靠制度设计，更须有公民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复杂的社会分歧。2011年大选后，新加坡执政党推行的全民对话，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对此观点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