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有幸赴日本参加国际书法教育及文化研讨会。在樱花绽放的季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书法教育工作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日本所谓的书道、韩国的书艺，以及我们华族称之为的书法。在人工智能风靡全球的时代，书法如何坚守阵地、继续传承与适应越加艰难的书法教育环境？在如此克难的大环境中，各国学者谈及自身如何建立独特的书法体系与理论，还有推陈出新的传播方法——那份执着与热忱，确实令人颇为动容。
我在会上分享的，是新加坡书法的历史脉络与独特面貌。然而，这场研讨会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对我的分享提问的声音。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日本——这些汉字书法传播与推广的主要地区——有多位学者对新加坡书法表现出极大的好奇与兴趣，他们追问我们的流派、特征、理论体系与美学评论。对于早年从中国南来的文人如何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将书法薪火相传的历史故事，以及现代发展的美学体系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与价值的。
面对这些认真的眼神，我除了感到一点受宠若惊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疚与惭愧。因为我甚至无法回答其中好多的提问。而这，不是谦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