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国际舆论出现类似“学习新加坡”的声音，例如英国国会上议院金融监管委员会去年认为，应该汲取新加坡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教训以及亲商政策，加强英国的经济竞争力。来自老牌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的这把声音，显得意义非凡。对英国知识界来说，建立“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是脱欧后一直存在的愿景。剑桥大学出版社今年初的一篇论文认为，新加坡的人工智能（AI）治理框架展现各种政策手段，影响AI的发展轨迹，被确认为“AI准备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法国、德国的知识圈这几年同样出现学习新加坡国家执行力和招商引资等讨论。
一年前的新加坡大选后，一些台湾媒体关注本地监管外国势力介入选举的做法，舆论多认为值得借鉴。此外，在反毒和反恐方面，东南亚不少舆论长期视新加坡为有效的参照，包括具有高度威慑力的毒品执法确定性，以及去除极端主义的软性手法。尤其在反恐方面，一些先进国家和联合国等，都曾在安全政策报告中推荐新加坡软硬兼施的治理模式。至于中国，学习新加坡更是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一两代人之间，彼此逐渐成为相互借鉴的伙伴。
相比起20多年前，卢旺达的卡加梅总统开始把学习新加坡的小国成功模式作为长期国策，“学习新加坡”的声音近年确实更多，特别在种族、宗教问题日益严峻，以及政府效率长期低落的欧洲国家，“新加坡”的形象从过往的另类（专制、不民主、新闻控制、人民不自由）开始变得有点不简单，有值得参考之处，是个不错的工具箱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