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发展生动地表明，文明叙事——部分源于与新保守主义“纽约知识分子”相关的思想传统（其中一些是著名的犹太思想家），以及亨廷顿的理论——仍在持续塑造当代地缘政治话语。在复活节周末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伊朗发布一系列言论警告称，如果德黑兰不满足美国的要求，“星期二将成为电厂日和桥梁日”。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明确的军事威胁与宗教语言相结合，甚至以“赞美真主”结尾。同时，边缘性的宗教言论进一步放大这一叙事框架：一名基督教牧师在广泛传播极具争议的言论中声称，特朗普是上帝派来杀死伊朗人的。无论这些言论是否属于边缘现象，它们都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话语环境——即地缘政治冲突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宗教与文明视角来解读和正当化，而非通过主权国家关系的原则。
在中东，自冷战结束以来，冲突各方积极运用文明叙事来界定占领、抵抗与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长期奉行的“分而治之”战略，旨在阻止统一巴勒斯坦国家的形成——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对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公开或默许的容忍甚至支持——再加上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中明确运用伊斯兰象征，共同促成一种简化的“文明冲突”框架。
在加沙战争期间，内坦亚胡在当代话语中引用具有暴力色彩的《圣经》段落，凸显文明语言在以色列战略中的工具性作用。美国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则反映出一种以文明为基础的地区关系模式，试图以宗教语言重塑外交关系，并可能将重心从国际法和国家主权，转移到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联盟，将国家与宗教相混同。近期，白宫更是在美国视角下重复并强化这一文明叙事，为军事行动和干预提供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