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莎拉·穆拉利（Sarah Mullally）正式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成为1400多年来首位担任此职之女性。此职既是英格兰圣公会的主教长，也是全球圣公宗的精神领袖，并在英王加冕礼等国家级仪式中扮演核心角色。可以说，她的就任，表明一个古老的宗教教派在最高层级承认：性别不再继续成为排除领导资格的先决条件。因此，典礼不仅具有教会内部意义，也具鲜明的文明象征意义。因为它触及一个现代多元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传统宗教如何在不放弃自身根本教义的前提下，与现代社会关于科学、人权、专业治理和公共理性的要求相接轨。
若只将穆拉利就职理解为“性别平权”的胜利，显然是不够的。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宗教组织对现代性压力的制度性回应。穆拉利的就职，恰恰发生在前任因治理失当而辞职之后，这使她的就任带有双重象征：一是性别意义上的历史性突破，二是制度信誉重建的尝试。也就是说，教会希望通过一种新的领导形象，对外界传递改革与修复信任的信号。
穆拉利的任命，以及她倾向于改革派的主张，在圣公会教团内部也遇到很大的阻力。目前，全球圣公会信徒主要来自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南方教团保守立场的“全球圣公宗前途会议”（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就公开表态，不承认穆拉利的权威，也反对女性主教以及对同性伴侣祝福，而强调应回归传统教义。从中可见，西方教会更倾向回应现代社会的性别与伦理议题；而全球南方则更保守，并坚持经典权威与传统秩序。这不仅是神学分歧，更是现代文明与传统之间的宗教权力博弈。它也表明，若宗教现代化缺乏全球共识，就必然导致制度分裂；但若完全拒绝调整，又必然失去宗教自我革新的机会与公共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