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本地招聘专家公然提到：“企业更倾向裁掉新加坡人，转而聘请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的员工，不尽然是因为他们掌握更多技能，而是他们‘更饥饿’。”她还直指“新加坡人过于安逸，对未来不够‘焦虑’（paranoid）”。

这种说法马上激起公众的愤慨与深层担忧，也引发不小的网络论战。但似乎这位完全不知错的资方代表，以及不少痛批其言论者都没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雇佣偏好的争论，更触及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的社会契约与政治经济结构。若只将问题简化为“本地人懒惰与否”，便掩盖更重要的制度性不平衡，因为新加坡国民与外来劳动力，在义务、风险承受与收益分配上完全不同。

这位招聘专家只从公司逐利的角度看问题，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新加坡公民身份包含的不只是权利，也承担外国人所没有的庄严义务与沉重风险。以普通新加坡男性为例，高中或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将生命中美好的两年时光献给国家兵役制度，期间可能还要远赴异国他乡受训。这两年的汗水甚至牺牲，就远非寻常金钱所能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