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翠执导的《我们唱着的歌》，固然同样重视新谣开创新加坡流行音乐方面的功绩，也强调新谣的自发、纯粹和非功利性，但导演希望引导观众去思考的，却是当时年轻人情怀的另一种时代意义。

崛起于华文教育式微后的新谣

影片先回溯前南大学生在1970年代中期摸索“自己的歌”的历程，随后将叙事重心转向语言环境的剧变。原为华文大学的南大，在当时除了中文系，已改以英语授课。诗乐正是在南大转型、华文教育前景未明的背景下萌生。《我们唱着的歌》也紧扣这一历史处境，因此才有了张泛在片中动情落泪的一幕。

诗乐究竟是不是新谣的前身，这个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我们唱着的歌》则选择把这两场学生文化运动，都放置在华文教育没落的大背景中论述。在影片中段，导演通过一连串的个人故事，揭示这场看似明亮灿烂的文化运动背后，个体所承受的辛酸与失落。巫启贤“除了华文课，什么课都不上”，常常逃课到学校餐厅自弹自唱；周维介回忆，1980/81年间，一些学生因高中会考英文成绩不达标，被安排回国家初级学院重读一年，因而对前途感到迷惘；许南盛则感叹，自己因无法用英语顺畅沟通而长期感到自卑与格格不入。李顺源说，语言环境的骤变固然令人痛苦，但总得有一代人须要成为牺牲品，而他们偏偏就是那一代；邢增华也坦言，高中毕业后前路茫然，不知这样的学历究竟能做什么。这些零散而具体的生命经验，最终拼合成一幅新谣萌芽时期的时代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