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曾被视为自由民主战胜社会主义的历史终局。但当我们站在“新冷战”的阴影下回望，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简单。真正决定胜负的，并非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制度在压力之下的应对能力。

正如历史学者弗里茨·巴特尔（Fritz Bartel）在《破碎承诺的胜利》中所揭示的，冷战更像一场关于“国家承诺能力”的马拉松。战后，无论东西方，都在竞相向社会许下承诺：西方以福利国家保障“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东方则以全面保障体系承诺稳定与平等。

然而，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打破这一均衡。沉重的社会契约与停滞的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同时陷入“福利僵局”。事实上，在整个1970年代，西方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东方更易解决。直到1980年代，在增长有所恢复、通货膨胀显著回落之后，西方才逐步重建对自身制度优越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