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世界史上的现代化是一个以西方思想和实践，包括科学革命、技术突破、大规模机器生产、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法律体系、代议制民主等一系列变革和制度建立为基础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中国的近代史则是一个被卷入这一过程、参与这一体系，一方面须要学习和适应，一方面又在不断的冲突中受到极大损害，感到极大不公和屈辱的过程。
在美国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常常以一组概念来描述这一冲突的社会过程，即“现代性”（modernity）和 “认同”（identity）之间的强大张力。
的确，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认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果“现代化”和“西化”有相当大的重叠，那么现代化的过程是否也是一个非西方社会自我西化的过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这种自我文明认同上“脱亚入欧”的思潮，和后来倡导的“泛亚洲主义”，就体现日本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在自我认同上的迷茫。中国也面临同样问题，即在实现现代化（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西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我的特质。正是在这种文化认同焦虑中，日本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中国则产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