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几起网络风波，再次呈现中国舆论场的双重面貌。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洪因“使馆滥发签证”“印度人大量涌入抢饭碗”等未经证实的说法遭到围攻；歌手韩红一句呼吁观众为电影《抓特务》“走个面儿”，被批评为以人情绑架消费。她道歉后，质疑又迅速扩展到公益基金会。前者始于民族焦虑，后者始于消费伦理争议，但都很快越过事实讨论，滑向人格羞辱、动机审判和连带清算。
网络暴力常被归因于平台算法或“饭圈文化”，这些因素固然重要，却未触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所谓“底层”，不应被理解为职业、收入或教育程度的固定标签，而是指在现实生活中缺少资源、话语权和改变处境能力的人。面对就业、收入、身份和未来的不确定，一部分人会把挫折投射到一个可见的对象上。点击、转发和辱骂几乎没有成本，却能制造“我在主持正义”的廉价满足感。网暴因此既是情绪宣泄，也是借道德名义完成的权力体验。
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压缩普通人的表达空间。恰恰相反，自由而宽松的表达环境，是社会的减压阀。人们能够公开抱怨、讽刺、质疑，负面情绪才可能被看见，政策失误和社会痛点才有机会进入公共议程。压制言论或许能换来表面安静，却可能使怨气在封闭空间积累，最终以更失控的谣言、极端言论甚至现实暴力爆发。当然，减压阀不是伤人许可证；对人肉搜索、持续骚扰、威胁、歧视和明知虚假的指控，仍应依法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