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给阿嬤的情书》能激起巨大的情感涟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所依托的历史宏大叙事——“下南洋”浪潮中的血泪、侨批架起的跨国思念，以及带有悲剧色彩的宿命感。

我做了几十年社会工作，接触过无数底层个案——那些在生存边缘挣扎、在情欲与道义之间反复拉扯的普通人。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从业背景，当我跳出电影刻意营造的文艺滤镜，用现实的眼光审视人物时，就发现这部作品在人性刻画上有两个致命的硬伤。

一、郑木生的“精神苦行僧”设定——回避挣扎，才悬浮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