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近期几篇关于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改革功过的评论，笔者均已仔细拜读，也大致赞同。作为2000年出国，在青少年时期基本上完整亲历江—李—朱体制下中国社会生活，并一直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海外华人，笔者试图跳出评判朱镕基的具体政策，和复杂而矛盾的社会效果的框架，换用一种黄仁宇式的“大历史观”，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这种“大历史观”以中国的现代性这个宏大课题入手，参考黄仁宇提出的，关于在20世纪中国，国民党整合精英上层资源，共产党动员底层民众的论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是一个连续体，在实现中国的现代性和均衡发展这一总目标下，每一届领导层都面临当时特定的一些问题，并在自己的能力和背景范围内，作出相应的回应；每一届领导层，都有一些对前面政策重心的调整和修补，但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口的80%以上生活在农村，刚刚走出束缚性极强、生活水准极低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重心很自然地聚集在农村，通过包产到户和允许自由集市贸易和私人经营释放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通过容许有限的人口自由流动，让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地区的工厂，既减轻农村压力，也为外资工厂的流水线提供充足的年轻劳动力。同时，内地城市的服务业也吸收大量初代农民工。在这个阶段，人们看到希望，但同样也有抱怨，比如“工人哭，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的民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