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那么纠结于英语的学习和教学。最近，一位数学背景的考研辅导名师汤家凤和著名媒体人胡锡进关于英语教学的地位和权重的辩论，把这个近几年来已被反复关注的问题，再度变成中国的舆论焦点之一。简言之，汤家凤认为英语是工具，而中国人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学习一门和多数人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联的外语，不如降低在教学体系中的权重，转而加强历史学习；胡锡进则认为英语是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工具，不仅应该学，还应该学好，对英语学习不应该意识形态化。
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认同胡锡进的立场，并且觉得，汤老师关于英语只是一种“工具”，能用就可以的说法，本身存在逻辑漏洞，因为作为一种承载文化、思维方式，各种规则和不规则语法现象，而且和汉语区别很大的印欧语系语言，英语如果没有经过深入和有效的学习，并不是说“用”就能“用”的。
当然，在个人立场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梳理一下在这场辩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嬗变。毕竟，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人，大概都经历过来自美国的“英语九百句”、来自英国的“跟我学”和“新概念英语”掀起的英语学习热潮，以及本土的李阳“疯狂英语”中折射的文化焦虑。“疯狂英语”实践似乎基于一种前置的文化假定：中国人的英语没有学好，是因为个性（民族性）羞涩内敛，阻碍作为交际工具的英语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因而学习者须要首先放开个性，放飞自我，“疯狂”起来。这种思路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痼疾，乃至对“国民性”的自省和批判，是有关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