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烟霾又回来了。10月中旬，空气污染指数一度冲上229，进入“非常不健康”区间，为2026年最高。同样在9月初，砂拉越西连县因空气污染指数突破500进入紧急状态，约19.86万名学生停课；印度尼西亚巨港10月5日PM2.5更一度测得每立方米1702微克。到10月下旬，受降雨和风向改变影响，新加坡空气污染指数短暂回落至“良好至中等”。但这场缓解并不令人安心：季风一变，烟霾还会再来。
跨境烟霾的治理困境，不在于没有机制。2002年签署的《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在印尼2014年批准、2015年交存后，亚细安10国方全部完成程序；2023年又通过新的跨境烟霾污染控制合作路线图及实施方法和泥炭地管理策略；新加坡也有2014年《跨境烟霾污染法令》，允许追究境外肇事企业的法律责任。问题在于，这些机制的执行成本几乎全部落在受害者身上。新加坡能做的，是重启烟霾津贴计划、发放N95口罩、考虑停课、准备庇护所。这些都是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却只是暂时缓冲伤害，而不是把火源消除。
真正决定烟霾是否出现的，是印尼境内的土地利益结构。今年1月至9月底，印尼过火面积已超过190万公顷，相当于20多个新加坡。南加里曼丹一地，截至10月14日已记录到4926起火情，影响约2.72万公顷。火不是凭空来的。烧芭仍是成本最低的土地清理方式；泥炭地长期被排水改种油棕和纸浆林后，地下有机层变成易燃燃料库，一旦起火便难以扑灭。印尼警方今年逮捕了多名纵火嫌疑人，并开始追查背后出资方；林业部也暂停32家企业的许可。这是值得跟踪的信号，但能否穿透到真正受益的企业和地方网络，仍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