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桓10月29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以商界标准和问责逻辑看待部长年薪——回应吴俊刚〈破除“高薪养廉”的迷思〉》一文，谈及政府绩效与问责问题。由于拙文旨在厘清“高薪养廉”的迷思，并未涉及这两个课题，谨此略抒浅见。
今年9月，国会针对2026年政务官与国会议员薪金检讨报告展开辩论。朝野议员、部长及总理其实已就政府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有了相当广泛的讨论。首先必须指出，治国与经营企业在目标、责任和运作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企业主要追求商业回报和利润最大化，政府则必须兼顾经济、社会、教育、国防、卫生、交通等各方面，涉及全民福祉和国家长远生存与发展，复杂多端，责任尤其重大。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商界的绩效标准和问责逻辑套用于政府治理。
不过，民主政治是所谓的民有、民治和民享，民选政府既然肩负治国重任，就必须向选民负责，交代施政成果，也必须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在新加坡，相关制度早已存在。真正值得讨论的是，现有机制是否足够全面，以及部长个人表现的评估标准和问责界线，是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