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琬仪:山河不足重

《山河令》深夜湖面武打场面,集合了武术表演、朦胧山水、人物关系隐喻,被视为此剧经典场面。(互联网)
《山河令》深夜湖面武打场面,集合了武术表演、朦胧山水、人物关系隐喻,被视为此剧经典场面。(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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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武林高手相遇相知,互相救赎,超越性向与性别俗世框架,诉说着“君子死知己”的无我之境,举重若轻地感染现代观众,怀有和古代侠客一样的憧憬。

谈中国爆红网剧《山河令》,反反复复地拿不定主意——先谈改编剧本的文学营养,还是写此剧的武侠文化传承。下笔铺陈幅度之广就像这部改编自耽美作品《天涯客》的耽改剧拍出了题旨色彩斑斓的多义性解读,多写专栏篇幅装不下,欲言又止则意犹未尽不痛快。

《山河令》不只是侠骨柔情,邪魔歪道,江湖恩仇,历险寻宝,也有生逢乱世的时代命题,再加上有想法的武打美学——崇尚叶问式武术风,也许觉得此剧武打像舞蹈,美则美矣,少了稳健马步,潇洒拳风,但偏爱视觉美感的观众乐得眼睛吃冰淇淋;气质纯粹的演员——两名男主角张哲瀚内敛,龚俊奔放,演技拿捏恰好……这些元素加起来,能不好看吗?

更有意思的是,两个武林高手相遇相知,互相救赎,超越性向与性别俗世框架,诉说着“君子死知己”(陶渊明《咏荆轲》)的无我之境,举重若轻地感染现代观众,怀有和古代侠客一样的憧憬。

武侠文化是华人世界独树一帜的流行文化,侠客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但作为流行文化则源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武术界百家争鸣,晚间报纸连载武侠小说,随后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梁羽生、古龙开创新派武侠小说,让通俗小说走进文学殿堂。

论武侠小说文学造诣既是作家文学素养的表现,也离不开催生作品,提炼侠义精神的时代养分。那个时代的华人社会,经历了战争逃难,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在陌生地方落地谋生,就像武侠世界搭建的江湖舞台所上演的情节,生离死别,漂泊,奇遇,复仇,报恩,故人重逢,斯人独憔悴。古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江湖,穿越古今,放在今天你我都能对号入座。

《山河令》开场便是地方权势鹰犬杀害忠良的戏码,紧接切换到鬼谷的妖魔鬼怪出场,阴森森的灭门场面,衬托出英雄求孤的智勇双全。有几个镜头,让人想起古龙小说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新派武侠电影。《山河令》总导演成志超出身香港无线电视台,对上个世纪末风靡一时的影视武侠风潮应不陌生。第六集深夜湖面武打场面,集合了武术表演、朦胧山水、人物关系隐喻,被视为此剧经典场面。

然而,漂亮的武打场面是武侠世界的糖衣,侠客精神才是让无情刀剑变得有情有义的糖心。侠客锄强扶弱,伸张正义,金庸小说更进一步把大侠带入儒家精神殿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山河令》则回归不愿用自己或他人的鲜血成就功名荣耀,却愿为道义献身的侠客精神。

这部耽改剧固然保留了原著主要故事线,人物惺惺相惜的情义,部分富诗意的对白,编剧也做了大幅改编,下了很多功夫增值,通过官方审批,还让喜欢古文诗赋的观众重温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三字头的编剧小初是武侠小说迷,并且饱读诗书,第二集借司马迁之笔概括侠义精神:恪守诺言,为义而死,不在乎世人评价,非一般人可以做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侠客精神的现代诠释是见义勇为。剧中周子舒谈世间勇者,推崇“孤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人心难测而信之”。周子舒师徒身上都有这样的特质,师父追求自由,甘受“七窍三秋钉”摧残身心之苦,“宁可肆意妄为活十天,也不违逆本心地活十年”;结交知己先自己交心,相信对方终有一天也会敞开心扉。小徒弟饱受敌人酷刑,宁死不屈,却对非亲非故,在生死一线间把自己从恶人手上救出的师父,毫无保留地崇拜、信任。

如果说侠义精神是武侠世界的A面,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则是侠客精神面貌的B面。此剧另一经典对白:“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出自唐代诗人鲍溶《壮士行》,原诗意境开阔,追思相隔数百年前的侠士英雄事迹,回溯时空寻找知己,情景时空交错,落在今日语境,更显得知己可遇不可求,很多人只能在小说和戏剧世界里寻觅知音。

剧末重现原著的经典对白,身受重伤的温客行仰视背光的周子舒,说:“你身上有光,我抓来看看。”光的隐喻,稍纵即逝,相遇恨晚,相知难留,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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