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叛逆，而叛逆的对象，是我亲爱的祖国——新加坡。

回想在1980年代，我国政府对有关音乐版权的问题，并不乐意去面对，因为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要将可观的音乐演出及音乐录制的版权费用，付给国外的音乐版权机

构，以新加坡建国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划，这是个不对等的交易，我们并没有足够的音乐作品可以向国际收取版税，所以官方向来不参与有关音乐版权的国际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