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蜜仿佛成了象征与符号，与其说他们寻觅的是甘蜜，不如说，那是一种对历史的探索与求证，也是对先辈们的新加坡的怀想、记忆与纪念。
文史研究者李国梁前阵子在“早报悦读”讲座中说了，新加坡有一群甘蜜发烧友，也即他们一群徒步队队员，不厌其烦，从武吉知马路至汤申路，再到海军部，四处寻找甘蜜树。
首先是领队郭永发在武吉知马山脚下发现了野生甘蜜，然后队友黄耀天也在汤申自然公园的羊肠小径看到甘蜜树，他们为此而雀跃良久。甘蜜，这种在本地几乎已不复记忆的作物，却叫一群寻根探秘者为之寻寻觅觅，这听着也许有趣，却叫人有了浮想。
我开始对甘蜜产生好奇，倒是因为几年前读了新华作家张挥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对“双口鼎”这古意中却又仿佛隐含某种时代意义的名字特别感兴趣。在张挥笔下，小说主人翁阿日从小安居的村子双口鼎，是一个在本地实际存在过，却又被时代洪流淹没了的村落。
因这本小说我才又知道，“双口鼎”之名，与甘蜜有关，所谓“鼎”是用来熬煮甘蜜的大铜鼎。小说家通过故事主人翁阿日的一个童年伙伴阿松的大伯，说了“双口鼎”命名的由来：19世纪初种植甘蜜是新加坡重要经济活动，当时新加坡的好些个地方如三巴旺、实利基山、福康宁山都分布有甘蜜园。甘蜜可药用，可工业用，可做布染料。人们采下甘蜜树的叶子，放在特制的大铜鼎里煮成甘蜜液。甘蜜液凝结成块状，切成一个个小方块即可销售。从前亚历山大路有甘蜜园，靠近女皇镇那一带有两口熬制甘蜜的大铜鼎。因此那里的一座福建人群居的村落称为“双口鼎”。
张挥还凭记忆勾勒出自己从小生活的双口鼎村的位置：“现在的亚历山大路、女皇镇和惹兰红山相交接的十字路口，交通十分繁忙。这十字路口的周边，坐落着女皇镇购物中心、爱客坊购物广场、宜家家私工厂、红山工业区，还有亚历山大医院也在附近。如果以这十字路口的中心点为圆心，以一公里长为半径画一个大圆。那么，60年前的双口鼎一村，就在这个范围里头了。”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又读了作家庄依颖发表在《联合早报》的一篇虚、实交织的散文《双口鼎》，文章在虚虚实实间描述着：“鼎熬煮甘蜜叶及细枝，提炼成棕黑色膏饼状的槟榔膏（即甘沥）染料，制成角庄、花庄、饼庄等商品包装，供应远洋帆船。甘蜜是染船帆、鞣革的必需品，也可入药。双口鼎的甘蜜园有两口巨大的鼎……”
又有一回读诗人李宁强写他们一群人在郭永发带领下，雨中漫游海军部公园，来到了当年陈厝港所在地的河岸，那里曾是著名的甘蜜种植地，一伙人在郭永发提议下，在风雨中的河岸边四处寻找甘蜜树。
读着文友们的文章，心里着实佩服他们对探索历史，寻觅根源的执着与热情。或许，他们的心情就如李宁强的诗：在陈厝港河，雨珠踏着历史脚步／每一片哭泣的树叶都不是甘蜜／时间已从橡树，走到棕榈／一万步的热情继续燃烧／闷雷炸响兀兰街角，吞噬／记忆的轮廓／歇脚的凉亭好冷／只能机械前进／再记不起甘蜜的样子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文史研究者根据文献与档案，证实了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之前，已有华人在岛上开垦，大量种植甘密。学者们都提出，海峡殖民地档案里收藏有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的信函，里面记载了当时已有甘蜜园丘。
文史研究前辈潘醒农（1904-1987）在《回顾新柔潮人甘蜜史》开篇即说了，1819年以前，新加坡“有约20片华人新辟的甘蜜园。甘蜜园的第一批垦殖者，是由天猛公伊布拉欣的父亲天猛公阿都拉曼由廖内岛引进的潮州人。”
从新加坡甘蜜业的一页种植史，许多人看到了，曾经，新加坡华人实实在在地走过一段“筚路蓝缕”的历史。至今，我仍记得，在我读书的六七十年代里，经常在当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读到“筚路蓝缕”四个字，在不同的文章里，这四个字同样提醒着人们，先辈们早年漂洋过海下南洋，在蛮荒之岛，胼手胝足开天辟地的艰苦。
年岁渐长，知道“筚路蓝缕”大有 来历，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思是说，拉着荆柴做的车，衣衫褴褛地去开辟山林，这段文字记述了当年楚国人开垦山林的历史，后人认为，这也就是楚文化的精髓。
当年读着“筚路蓝缕”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深入脑海中，先民开垦荒岛的画面不觉在脑中形成。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四个字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像某种遗失了的情怀或价值观。
说到郭永发、李国梁等一群甘蜜“发烧友”对甘蜜的追寻，我以为，甘蜜仿佛成了象征与符号，与其说他们寻觅的是甘蜜，不如说，那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探索与求证，也是对先辈们的新加坡的怀想、记忆与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