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伯纳德与弗林特之间的人事变迁颇感兴趣与好奇，这两天看了些资料，发现一些西方学者已开始为伯纳德鸣不平。
傍晚在线上听民间文史研究者黄友平的讲座，听他一一说着殖民地时期历任新加坡驻扎官或高官，因路名留下了姓名。我想起了这200年来被捧得“舍我其谁”的莱佛士，城里的马路，从莱佛士道、莱佛士林荫道、莱佛士连路到莱佛士坊，大概也有四五条，更别说莱佛士码头一号等等商业设施或建筑物。
又听黄友平提起富林街（Flint Street），这条不太为人熟悉，位于驳船码头一带，介于中国银行大楼与马来亚银行大厦的街道，原来是以莱佛士的妹夫威廉·劳伦斯·弗林特（William Lawrence Flint）命名。
弗林特官衔不小，曾于1820至1823年间任新加坡港务司（Master Attendant）。黄友平在其著作《新加坡地名探索》提到，因为其职务包括供应木柴、食水及用以保持船只平衡的压舱物等物资，因此是一份颇为有利可图的职位。
过去我也曾纳闷，跟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首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为何城里找不到一条马路以他命名？
后来无意间读了李国梁的博客，看他依据1980年代的新加坡地图寻找记忆，才知道在小坡桥北路与美芝路之间的陈桂兰街一带，曾经有一条短短的横街叫法古华街（Farquhar Street），有趣的是，与法古华街相靠近的还有条伯纳街（Bernard Street），这路的名称取自法夸尔的女婿弗朗西斯·詹姆斯·伯纳德（Francis James Bernard）。
1980年代以后，因受地铁工程影响，这两条分别以翁婿俩的名字命名的小路，就此双双消失在地图上。读了李国梁的博客也才知道，新加坡中央医院所在地原来叫“法夸尔山”（Mount Farquhar），目前这名字也已不复存在。我敢说，至今没多少人知道，新加坡曾经有个叫“法夸尔山”的地方。
弗朗西斯·詹姆斯·伯纳德并非泛泛之辈，在新加坡开埠初期也曾担任要职。1819年，法夸尔上任为新加坡驻扎官后，伯纳德便也水涨船高，被任命为新加坡第一任港务司，负责管理港口。但在1820年4月，当莱佛士的妹夫弗林特来到新加坡后，伯纳德立刻官位不保，弗林特很快就从他手中接过港务司重任。
但在岳父法夸尔担任新加坡驻扎官（1819-1823）期间，伯纳德其实也没闲着，他于1820年在殖民地成立新加坡第一支警察部队，并担任第一任警察局长，他还创办了新加坡第一份报纸《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自己当上主编。
这些年来读了不少有关法夸尔与莱佛士之间的恩怨是非，包括莱佛士因对法夸尔不满、不和，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告状，撤了法夸尔的职，法夸尔于1823年灰溜溜地回到苏格兰老家。
法夸尔与莱佛士都极力为自己争取“新加坡开埠人”这个荣誉。法夸尔回返英国后，曾写信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申辩，希望自己在新加坡的建树能获得肯定，而莱佛士却不以为然并加以反驳。1826年，莱佛士去世，遗孀苏菲亚仍不甘心，著书《托马斯·史丹福·莱佛士爵士的生平和公共服务回忆录》（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大肆宣扬丈夫在殖民地新加坡的功绩，最终东印度公司还是肯定莱佛士为新加坡开埠功臣。
虽说“死后是非谁管得”，但至今，仍是满村听说法夸尔与莱佛士的是非恩怨。少人知道的是，法夸尔的女婿伯纳德与莱佛士的妹夫弗林特竟也一前一后担任过“Master Attendant”这一高职，而且，匆匆让贤的伯纳德明显吃了哑亏。
我对伯纳德与弗林特之间的人事变迁颇感兴趣与好奇，这两天看了些资料，发现一些西方学者已开始为伯纳德鸣不平。在澳大利亚学者纳迪亚·莱特（Nadia Wright）看来，伯纳德之所以在历史上形象不佳，主要因为莱佛士对伯纳德不公平的负面评论，以及历史学家卡尔·吉布森·希尔（Carl Gibson-Hill）对他的负面评价。莱特而且认为，伯纳德的官场际遇也与殖民地时期盛行的裙带风有关。
纳迪亚·莱特著有研究法夸尔的专著《威廉·法夸尔与新加坡：走出莱佛士的影子》“William Farquhar and Singapore: Stepping out from Raffles' Shadow”，几年前初问世时，此书还在新加坡举行新书发布会。在这本书中，纳迪亚·莱特让史料说话，指出法夸尔是在莱佛士的影子下被矮化了。
顺笔提提，国家博物馆目前正举行的“爱与思念之旅”特展，用马来文学诠释法夸尔收藏的自然图集水彩画。法夸尔爱好研究自然历史，在新马的时候，他聘请华人画工画下一系列动植物水彩图，这些画工细腻，色彩赏心悦目的彩画，目前已是19世纪初新马自然历史的记录与见证。法夸尔在1827年把477幅水彩图捐赠英伦皇家亚洲学会，新加坡商人吴玉钦1995年买下这些画捐赠国家博物馆。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