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雁冰:“父母官”或“野孩子”

(洪杉杉摄)
(洪杉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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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疫情就是一个契机。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更接近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

杉转眼结束了在索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习,暑期抵达法国南部,和老同学们聚会郊游。

还没有打疫苗的杉,在法国旅行期间做了抗体检测,果然发现早前丧失嗅觉,确实是染上冠病。由于已经有了抗体,她只需要打一剂疫苗,便取得欧洲国家的疫苗通行证,可以在各地来去自如。

欧洲应对疫情的文化和新加坡很不一样。冠病疫情达到最高峰时,他们一伙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人大概全部都染了冠病,轮流在宿舍里各自发烧自愈。朋友们帮忙做饭送饭,不过也有人继续在共用厨房里烧菜做饭……反正,就像一群“没人管”的野小孩,适者生存。

应该是哪一方水土就培养出哪一种态度和个性。这些孩子一个个靠自己和周围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挺过难关,没有人提一句生病时政府需要做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没有人会坐等最高领导人来建议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想来也好笑,杉验出确实曾染冠病时,我们居然大家同声欢呼,因为染过病加上打一剂疫苗,据不少研究报告说是对抗冠病最无敌的“配套”。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当中谁想染上冠病。只是杉染病时期,以中药治疗,发烧一天便逐渐康复,症状甚至比一般感冒轻微,所以我们才能有欢呼的“奢侈”。

新加坡是一个不中不西的“怪胎”。或者说,我们应付疫情的方式,就像我们的文化和精神组织方式一样,在东西方世界之间,企图寻找一个属于我们的位置。

前不久,新加坡宣布将开始打开门户,与冠病共存。然后就逐步和德国等地也开放了旅游通道。我告诉杉这个消息,也不断让她了解国内最新情况。她也关心,经常在网上跟进。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新加坡政府很勇敢。

后来,我也接到香港朋友Y的短信,说:你们政府真敢,如果在香港,早就被香港人骂死了。不过不知道你们这样做,结果会怎样?

再后来,新西兰也宣布要与冠病共存。在新西兰生活过的杉,又作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的铁粉,语气高兴地说:新西兰和新加坡一样!

可见,每一个国家怎么做,怎么应对,全世界都在看。疫情就像一张老天爷发给全球国家和全世界的考卷,比所有课堂上工作上的考卷更艰难。它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考卷,没有ten-year series事前让你预习摸熟所有的出题方式。于是,你只能赤膊上阵。你是怎样的人,怎样的社会,你就交出什么样的答题方式。只能期望自己是八仙过海,有各显神通的能耐;不是遇到一点风浪就落入鱼塘里的弱者。

在“勇敢”以外,我也接到一些新加坡朋友的短信,说:人心惶惶。

人心惶惶,就是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可以理解人心惶惶的原因。在东亚社会里,“父母官”的观念还是很强的。既然是父母官,双方都会对对方有不同于“野孩子”教养方式的期待。因为是“孩子”,父母会期待你听话、顺从,不要忤逆,要敬老尊贤。因为是“父母”,孩子会期待你的呵护、照顾、牵引、不放弃,极端时候甚至希望看到你不惜“牺牲大我、完成小我”。

这种相处方式,如果一向如此,要一时改变,心理上确实不容易。因为心理是需要被建设起来的。而它的更难处还在于,很多相信“父母官”观念的人,他们获取资讯的方式更局限,他们拥有的资源也可能更少。那些很轻易可以适应不同处理方式的人,往往是那些早有能力游走世界,知道答题方式无限,资讯与资源丰厚的人。

而你看欧洲的“野孩子”们,他们从出生第一天就“野”惯了,包括政府也是“野孩子”组成的。一个野孩子不会对另一个野孩子有什么太大的想象和期待,每一个“野孩子”都可以行使他们的能力和权利去为自己和社会做事、争取权益,保护自己和自己想要保护的社群。不管有没有疫情,都是一样的。在西方社会,我和你合作,不是因为你是我“父母”,而是因为我们大家形成了一种合作的社会机制。好聚,也好散。

新加坡的方式是什么呢?或许,两者都不是。或许,疫情就是一个契机。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更接近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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